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样的财富观，很古老，很朴素，很有哲理。

　　这两年，笔者对这样的财富观心有戚戚：“富翁应该是一群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而且你拉磨挣的钱越多，跟自己的财富关系越少。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

　　说白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对社会的责任就越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财富呈几何级的爆炸式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财富观足够健康足够阳光吗？答案是未必。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十年前，英国小伙子胡润制作的第一份榜单“1999中国富豪50榜”(英文版)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话，《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是“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排在这一年富豪榜前五位的分别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和黄宏生。尽管彼时胡润并没有清晰的章法，但榜单的符号意义远胜过内容本身，中国商人们开始打破禁忌，以富为荣并且有了主动“站出来”的冲动。不久后，中国内地的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关注富豪群体的阵营

　　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民企被定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承认民企的政治地位。此后不久，全国有近600位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这种归属感和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就被2002年的一份关于中国富豪的纳税报告浇灭。

　　报告里面说，中国当时每年流失的税收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中国企业界一时噤若寒蝉，这一年，胡润的榜单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有人上门恐吓，有人劝他暂停。中国富人们意识到了“枪打出头鸟”思维之根深蒂固，于是重新回归“潜伏”状态。

　　此后，2003年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杀、河南富豪乔金岭自杀，2004年资本枭雄唐万新倒掉，直至2008年黄光裕被拘等事件，让中国人在一种疑惑、躁动和纠结的情绪中，实践和调整着自己的财富观。人们逐渐习惯了富豪榜里跑出超级黑马，习惯了股市批量制造亿万富翁，习惯了首富的落马，甚至习惯了“仇富”。

　　有评论说，仇富并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嫉妒、怀疑和怨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缺乏交集。富豪们会强调不同形式的“苦衷”，普罗大众则会掰着手指头数，今天是谁谁谁被曝光，明天又是谁谁谁有问题。长此以往，就是“鸡同鸭讲”的现实。关键是，当有富豪落马时，富豪、政府部门和民众等各利益群体鲜有碰撞和产生交集的机会。

　　仇富的产生，根源还在社会财富分配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尚未找到平衡点，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超过警戒线(基尼系数在0.3以下是最佳平衡状态，0.4为警戒线)。殊不知，仇富是社会价值观的“癌症”，它会消磨有志者的创业动力，会压制多元价值观的健康走向，会吞噬经济机体的活力细胞。

　　笔者认为，抛却仇富心态，拥有阳光的财富观是社会之福。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能得到民众认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财富理念。这种财富观，能激发民众释放自身的创富激情，能让富豪自觉地将个人财富用以反哺社会，让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值得“上下求索”。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财富，明天，我们又该树立怎样的财富人生观？近日，本报专访了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宗总在新出炉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三甲，他欣然回答了记者的四问，畅谈了他的财富观。

　　财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记者：近年来，财富成为牵动人们思想深处的敏感话题。您也曾提到过，欧洲高福利、高税收的环境，使人们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斗志；而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又激发出一些社会矛盾。请问宗总，我们如何以一种宏观、大气的视野来辨证看待财富，使之来自于社会、反馈于社会？

　　宗庆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得到快速增长，首先是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设想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其次是国家倡导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允许老百姓有私人财产，激发了大家创造财富的激情。但同时，也造成了老百姓对社会财富的误解，如今没有人会认为社会的财富自己有份。事实上，我们的财富，目前无非是以个人的名义在掌管，到一定时候都将属于社会的。

　　真正的企业家是在依靠着事业心、责任心和道德心来经营企业的，他们不仅仅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在帮助千千万万人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小康生活的理想，国家和社会也理当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只有全社会都形成一种尊重财富、尊重企业家的风气，才可能鼓励他们有更大的干劲去创造更多财富，回报社会。

　　财富有清浊之分，企业家不应过分追求物质享受

　　记者：近年来，社会出现了一种仇富心态，而且越来越严重，像新华都老总陈发树拿出80多亿做慈善也受到质疑。探究这种社会心理的成因，一方面，很多富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存在着不合法的“原罪”现象，另一方面，少数一夜暴富的人奢侈挥霍的情况愈演愈烈。

　　请问宗总如何看待富人的这些现象，社会如何形成一种合力，倡导一种正确的财富观？

　　宗庆后：社会应当爱护和尊重创造财富者，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如果社会主流观点不是“奋斗致富”而是“仇富”甚至是“劫富济贫”，那么还有谁愿意去辛勤劳作呢？

　　宗庆后：事实上，社会、国家乃至穷人都需要一批善于创造财富的精英。很多富豪账面上有很多财富，可他们又能吃多少、用多少？他们的财富用来干什么？再投资办企业，给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产品，受益的还是全社会。

　　不过，同样是财富，也有清与浊之分，也有品质的高下。我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应当保持理性、进取、诚信与奉献，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整套能够适应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财富道德和伦理体系，我觉得媒体上讨论得热烈的“民营资本原罪”、“诚信”、“富豪落马”等现象大都可以归结于此。有些人认为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缺乏基本的财富道德观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社会应该提倡和鼓励勤劳致富、诚信致富，坚决反对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聚敛财富。

　　此外，有些人富了之后开始炫耀型消费，缺乏对社会奉献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绝不应该把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挥霍当作追求财富的终极目的，而应该树立财富的理性价值观，将个人财富的积累看作是社会对自己事业成功的肯定和奖赏，并最终将财富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提升自己财富的内在品质。

　　解决分配很关键，可以考虑征奢侈品税

　　记者：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令人不安。考虑到，贫富差距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程度更甚于中国，然而美国有相对合理的财富的二次分配体系和保障制度。

　　宗总，您觉得中国如何建立有自身特色的、既有效率又彰显公平的财富分配体系？可否以开征奢侈税等作为抓手？

　　宗庆后：我觉得分配问题很关键，企业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而光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这个根基是不稳固的。因此我认为，下一步应重点解决分配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涨工资，提高收入；再就是要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价格。老百姓多分点钱，他才敢花钱，内需也就拉动了。

　　事实上，美国贫富差距也很大，但因为福利制度比较健全，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能较好解决，矛盾就没有激化。因此我建议，政府要把钱多花点在民生上，税制改革，比如我提议把个所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以上，另外也可考虑开征奢侈品税，这样一方面确保普通职工的收益，又能通过税收平衡各方利益。

　　慈善要量力而行，贷款搞公益是作秀

　　记者：娃哈哈集团并不差钱，但一贯很省钱，宗庆后多年来也一直很低调讲节约，在慈善方面娃哈哈却不吝啬。2009年9月，注资1000万元的“娃哈哈慈善基金”正式成立。这意味着娃哈哈将建立稳固长效的公益慈善体系，更加系统地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迄今为止，娃哈哈在社会公益方面的投入高达2.45亿元。请宗总阐述一下您的财富观，与钱报读者一起分享。

　　宗庆后：企业社会责任，第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税收，创造就业，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主要的责任。第二个就是对环境的保护，不能损害环境，不给子孙留下后患。第三个，要把消费者、把自己企业的职工负责好，大家都照顾了，整个社会就照顾了。

　　还有重要一点，企业应该做一些公益事业，我们提倡先富帮后富。当然这要在能力范围之内。有的企业本身没钱，还贷款搞公益事业，这是做秀，并不是真正体现社会责任，是拿社会的财富去做善事了。因此企业必须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做这些，而且要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