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运营私营企业，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市场，也不来自于管理，而在于政策风险。特别是新生的企业，无论在各个方向，只要政策风一吹，再大的企业再大的规模，再有前途的产业，都会在瞬间陷入死亡之地，任由国有企业和国外企业宰割。比如电子游戏业，国内强势打压的后果就会是任由韩国企业占领中国市场，在动漫产业，则任由日本企业占领半壁江山，在汽车行业，不支持国人私有企业进入，就任由国外汽车行业全面占领中国市场，而在互联网产业，你会发现，中国一流的互联网企业几乎都是国外风险投资建立起来的，而他们几乎都在国外上市。

这源自于我们的世界变化。在传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土农工商，商业做为流动不确定组织来给予压制和管理。在统治结构中，政治力量限制商业力量，以防止统治的力量失效而造成社会的崩溃。所有的大型产业均归国家控制，以防止私人力量分割，而造成社会的分割，造成国家的分裂。计划经济很附合中国的大一统精神，所以被迅速的接受，而市场经济则像征着不稳定的预期，人心思定，没有人在开始的时候接受他们。

而我们的老祖先最先的理念是无为，无为而治，汉朝初期就使用的是无为而治，迅速的恢复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很有一种现在的有限政府理论感觉，即政府不做他不做的事，不做无限的政府，竟然跟几千前的思想相同。

而我们的商业精神依然很薄弱，当工业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时候，我们才能称之为工业社会。农业人口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美国的农业人口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他们差不多都要是信息社会了。我们依然不是完整意义的工业社会，除非这些标准都能达到。

如何有效的管理商业这种强大的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农业社会，土地的兼并造成的农民流离失所，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主要问题，而在工业社会，这个问题基本上不是问题，农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的少数，他不会再成为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商业资源的产业和再造，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商业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产生类似于农业时间的大地主一样的大巨头，超级商业组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已经不能像农业时代那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是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商业力量过于强大的话，可以给予管理，使他弱小，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的商业继续给予压制和管理，使其弱小的话，那么在全球化规则的结果下，国外的企业组织会占领国内经济组织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资本会使用每一个中国人，等他们的企业完全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力，那么就是我们每个人灾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