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不是一位杰出的总统，但他是美国最杰出的前总统。这位前海军军官，商人和政治家在美国民众面前树立了一个有自我反省能力的道德家的形象。尽管共和党人曾经把他的“理想主义”称作美国20年来最大的政治骗局，卡特在民众中还是拥有很强的号召力，反感布什政府的人尤其喜欢他。对美国民众来说，他没有克林顿聪明，但他坚持了几十年的道德立场让他显得更加值得信任。他曾对《花花公子》杂志承认自己的心里仍然有色欲，这毕竟比克林顿式的谎言要来的实在。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在价值冲突激化的今天，美国人迫切需要卡特的道德神话，而他对民众发出的关于价值冲突的警告也正是这个神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危险中的价值——美国的道德危机》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广泛的好评。卡特已经大义凛然了那么多年，甚至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大多数人已经无意再去讨论他是不是假仁假义，他在书中提出的宗教和政治问题显然更值得读者关注。

　　卡特此书的中心论题是，美国当前的宗教信仰冲突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政治现状和未来，这无疑是个正确的判断，这也是大多数有反思能力的美国人的共识。如果我们回顾卡特过去的言行，就会发现这种言论由他说出来会具有特殊的分量。卡特是一位虔诚而老派的基督教浸会教徒，在宗教立场上从不含糊，但可贵的是，他从竞选到做总统期间从来不利用宗教去鼓动民众情绪，这跟小布什的做法非常不同。卡特认为自己是个货真价实的有信仰的人，他的政治行为已经是他的信仰的体现，但国家政府和教会的界限必须明确，他的宗教追求爱而国家追求正义，而国家并不是宗教的工具，所以他从来不在白宫里祈祷。当我们看到小布什以上帝的代言人的名义打出宗教牌的时候，很容易令我们怀疑他内心是否真诚。相比之下，卡特高明多了，他在这本书中下的所有判断都是以个人的名义，而且结合了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经验，在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态度谦逊，很容易给人好感。

　　卡特认为，美国人曾经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国家而感到骄傲，它丰富多样的文化，它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它在推行民主自由方面的努力都让美国人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现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像堕胎， 同性恋，枪支使用，死刑，女权，环境保护，宗教和科学之争，这些都是卡特做总统之前就存在的社会问题，但如今关于它们的争论前所未有的激化，这是因为美国已经礼崩乐坏，而罪魁祸首是一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在卡特看来，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宗教和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有势力，他们把原先具有宽容理解精神的政治讨论变成了黑白分明的立场站队，抹杀了对细节和微妙之处的思考，直接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人身的贬低。他们的标志是严酷、刚愎自用和强制他人。卡特曾经多次当面领教过这种人的言论，比如美国南方浸会的会长在访问白宫的时候曾对他说，“总统先生，我们在祈祷，希望你会放弃把世俗的人文主义当作你的宗教。”

　　事已至此，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宗教和政治上的变化。卡特通过自己的宗教经历告诉读者，他本人相信圣经，但人对圣经的解释是可能存在缺陷和错误的。一个基督徒不应该盲从被原教旨主义分子控制的教会，而是应该遵循耶稣的教导，用宽容和爱去对待持不同信仰和观点的人。美国民众的宗教信仰的差异非常大，卡特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如果人们都按照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处理观念分歧，那么美国社会从家庭层面上就会分崩离析。

　　对美国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卡特都采取了传统基督教的保守姿态。他把堕胎看作是“未经计划的错误”，但他没有去批评堕胎者，而是把这种错误归于政府对家庭，对性教育的不重视，以及政府造成的社会贫困。对于同性恋，卡特承认基督没有把同性恋看成罪恶，但保罗曾对此表示过关注。卡特认同保罗的道德前提，即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那么即使我们认为同性恋是有罪的，我们也应该去爱有罪的人。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分歧，卡特认为我们不需要用科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在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提出之后，它会被一些观察中的事实所验证，但同时也会显示出人类得出的结论中真理与错误的并存。

　　卡特的文笔朴素有力，给人老成持重的感觉，与其公众形象一致。一般说来，刚愎自用的极端分子发出的恫吓往往有虚张声势的嫌疑，而温和者宽容的言论却显得更坚定，更有说服力，这其实也是耶稣的风格。显而易见的是，耶稣本人就不是一位原教旨主义分子，而如今的卡特正是努力扮演了耶稣的使者的角色。